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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生涯
在尽己所能试图参与的实际科学工作之外，我充当教师已有五十年。我的教学经验从高中开始。既然我们是穷人，我就不得不通过辅导其他高中生，以此找点零花钱。那些学生是更为富裕家庭的子女，但在智力和勤奋上并不与他们的物质富裕相称。这种工作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当我开始在大学劳作，我非常幸运地在贸易联合公司(Handelsvereinigung-Ost)找到一个自愿助理的工作，那是一家奥地利-乌克兰企业，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欧大国占领乌克兰而诞生的一家公司。我辅导的一个学生是维也纳的商务部秘书长的儿子，是他注意到这份工作并让我去的。这份工报酬很低，但足以供我继续研究。就在我从研讨班上认识了大学里的一些教授后，又开启了一份教职的可能性，那是在韦恩-弗克夏恩业余大学(Volkshochschule Wien-Volksheim)教书，报酬非常之低。这是一所由维也纳市社会主义者政府兴办的成人学校，那里的学生是来自工人环境的智力上较为敏锐又勤奋的极端分子。我必须强调“知识上较为敏锐”，因为进入政治过程的更不敏锐的工人往往被工会的培训课程所照顾。业余大学有点像是工人和中低阶层的年轻人上大学的地方。
在这一环境中，我学会了讨论和辩论。到我接受这份工作之际，我已经远远走出了1919年夏为期三个月的马克思主义境地，现在，我在面对这些相当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大多数还是公开的共产主义者。既然我必须讲授的主题是政治科学和观念史，在立即接踵而来的狂热辩论中我是不会放弃的，或者，我不会丢失我的权威。在这些年里，在那些年轻的激进人士和我之间还发展了永久性的良好关系，在我于1927年从美国和法国回来后，我继续此项工作，直到1938年被国家社会主义者赶走。在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当一名以科学为取向的学者的尝试之间，尽管冲突总是被强烈地表达出来，但个人的关系还是最佳的。在晚上九点之后，即讲课时间过后，一群人总是会一起在附近的无数的咖啡馆中的某一家继续讨论。我依然记得1930年代的一个场景，那时候，在一场导致观点不一致的激烈辩论之后，一个年轻伙伴，比我年轻不了多少，含着泪告诉我，“如果你掌权，我就非杀了你不可。”
这一小插曲也许是概括奥地利社会氛围的另一个故事的时机。在1934年社会民主党起义之后，某些社会民主党领袖被逮捕并被关押了一阵子。其中的一个领导人是著名的阿德勒(Max Adler)，是他们的首席意识形态专家，却没有被抓。那一事件是对他自尊的极大打击，因为当时的政府已经表明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他在政治上是全然不重要的人物。阿德勒也是我在法学院的同事，他的朋友们有次要求我，是否能通过我与另一方的同样良好的关系做点什么，好让他也被拘留一会儿，那样的话，他也就不至于[因自己没有被捕而]太过郁闷和低落。实际上，我还与我的一位同事谈过此事。这位同事在政府当高官，同时在大学教行政法，我问他，政府是否能在人身保护条款允许的情况下，拘押阿德勒至少四十八小时，然后释放他。我们一起讨论了这事，他非常乐意帮忙并且彬彬有礼。他说，他完全理解阿德勒的处境，阿德勒也是他在同一个学院的同事，自然愿意做能帮上忙的事情。但是，他很遗憾谁都不能做什么。如果阿德勒被逮捕，政府会让自身出丑，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阿德勒不重要。他实在不能帮上忙。
我与这些年轻极端分子的良好关系一直持续到纳粹时期。在1930年代，他们变得更为炽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假如我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那我就更不是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当占领风暴落下，我能够用推荐信帮助这些极端分子的一部分逃离到更安全的地区，比如瑞典。然而，在维也纳大学——我自1929年就作为讲师讲课的地方，与学生的关系伴随着紧张，因为这些学生来自中等阶层家庭，他们不是工人，并且，其中智力上更为活跃的学生相当程度上还受到在那一阶层猖獗流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影响。并没有公开的冲突，但关系也不温和。在1938年，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占领来了，我观察到，相当数量在前一天还是我的行政程序讨论班的学生，穿上了党卫队的黑色制服。
作为与年轻的工人-极端者相区别的中欧学生，我能说的与他们相处的真实经验只是在1958年至1969年之间的岁月，那时我在慕尼黑当教授。因为我被召去慕尼黑组建一个那时候还不存在的政治科学研究所，我必须首先有一打助理人员，帮着建立图书馆，一起照料我的学生，因为相当数量的学生蜂拥而至我的讲座和讨论班。从这些开始，伴随着相当数量的空房间装满书架和图书，那里发展出一个研究所，一直延续到我在1969年离开时。逐渐地，那里成长出一批学生，他们自己也成为教育力量，吸引另外一些政治科学的学生。这十一年的结果必须被描述为相当的成功。首先，有作为可见建筑物的研究所，有一个一流的图书馆——藏书涵盖历史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不仅有德语的，而且首先有英语和法语的。特别的关注点是那些对于理解西方文化乃是基本的诸般领域——即，古典哲学，犹太教和基督教；现代史和现代政治观念部分不得不尽可能迅速更新资料；在古代近东、中国、印度和非洲的史前史，以及最新考古发现，都必须予以关注。图书馆变得很著名，被来自各个领域的年轻学者广为使用，因为它是有关人和社会的当代科学的发展方面最好的全方位的图书馆。
年轻人做得相当好，我们也开始出版代表研究所工作的专著。这些系列专著中，最重要的是在慕尼黑由利斯特(List)出版社出版的“政治与历史丛刊”(Schriftenreihe zur Politik und Geschichte)，现已出版十种。就涵盖的领域和问题而言，我关注到的有：韦伯-谢法(Peter Weber-Schaefer)论中国“人居领地”，奥匹兹(Peter J. Opitz)论老子，冯•西弗斯(Peter von Sivers)论伊本-赫勒顿(Ihn-Khaldum)政治理论；还有主要处理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思想史的深入研究和一些专著：海宁森(Manfred Henningsen)论汤因比《历史研究》，瑙曼(Michael Maumann)论克劳斯(Karl Kraus)，科尔伯格(Eckard Kolberg)论拉沙勒(LaSalle)，海达•赫维希(Hedda Herwig)论弗洛伊德和荣格，夏伯特(Tilo Schabert)论法国十八世纪有关自然和革命的象征系，和达格玛•赫维希(Dagmar Herwig)论穆西尔(Robert Musil)。桑多兹(Ellis Sandoz)教授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工作也属于那些岁月，该研究最初是作为在慕尼黑的博士论文出版的。在这十年间，研究所的第一代人开始老了，也变得独立，其中的三位——奥匹兹、海宁森和盖伯哈特(Jürgen Gebhart)——成为平装版《政治思想史》（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Denkens）活跃的主编，该学刊刊布至今已出版了十一卷。奥匹兹还主编了一本论述十九世纪直到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革命的论文集。后来从其他领域进入研究所的人也出产了有趣的新研究成果。我愿意提及丰通(Klaus Vondung)和他的《魔术和操控》(Magie und Manipulation)一书。在开始与我一起工作的年轻人当中的年长者现在本身也处在教授职位或快要当教授了，这一集体及其工作的聚合已经成为德国知识界的一支独特的力量——虽然难以说这一特殊集体及其力量为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分子所喜爱。
人们经常问我有关欧洲学生和美国学生之间差异的经验。确有差异，但还不具有一种本质的差异，以至于我该说出一类比另一类更好之类的话。他们都各有特点。关于德国的学生，我发现有很高程度的背景知识，足以触发他们长进，直到在科学中开展独立研究。被接收参加我的讨论班的人，特别是成为助教并开始他们自己的讨论班的人，都至少掌握一门古典语言，当然，他们都能流利地阅读德语、法语和英语。有些在他们的特殊领域还掌握额外的语言知识。比如，根据大学的规定，伊斯兰教专家必须能很好地掌握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处理远东问题的学生则除了西方语言之外，还要懂得汉语和日语。这就造就了一个教养高、智力敏锐的年轻人团队，他们在对问题的竞争性辩论的激烈竞赛中彼此帮助。当然，他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是在一些技术性错误上把我抓出去，但不幸的是，我很少有机会能让他们满意。
美国学生属于相当不同的类型。在路易斯安那，存在着由天主教堂区学校提供的相当好的文化背景。在我班上，有的学生懂拉丁语，并选择天主教神甫在路易斯安那大学开设的托马斯哲学课程。普通学生，我得说，并不拥有你可以对欧洲学生期待的背景知识，但他们别有某种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学生常常缺乏的东西——常识文化的传统。尤其在南方，年轻人当中的意识形态的腐败问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学生心态开放，很少接触意识形态运动。但我在东部的经验则不太令人感到高兴。东海岸的意识形态的腐败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学生的心灵，有时候，这些学生显露出极权主义的攻击性这样的行为特征。许多学生简直不能宽容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偏见不相一致的信息。我面对这类学生常常感到困难。不过，在总体上，即使是在所谓的极端派学生当中，也缺乏赤裸裸的好斗分子。他们可以得到对付，方法是：用如山的信息击溃他们。他们依然具有足够的常识来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观念必须与围绕他们的环境承受某种关系；而一旦向他们活生生地揭示出他们的实在图景是极为错误的，他们并不轻易改变立场，但至少也会开始思考。然而对德国学生中的极端分子，我难以说同样的话，假如你要做出严肃的尝试，把那些与他们的成见不相容的事实引入到讨论中，他们只是开始嚎叫和闹事。
在路易斯安娜那些年期间，我妻子和我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负责移民事务的司法部发布了一个小册子，上面罗列可能被问的主要问题及其必需的回答。我注意到，先不管罗斯福和战争，司法部依然是相当保守的——美国政治形式是共和制(republic)；如果你说它是民主制，你就错了。我相信，这些问答小册子现在已经被改写了。
就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教师职位来说，从全职副教授升至教授，并最终和威廉姆斯(T. Harry Williams)教授一起成为首批博伊德教授称号的教授之一。这种教授席位的引入是大学为了向那些他们希望留住的学者支付更高的薪水。不过，当1950年代后期，慕尼黑的教授席位向我招手时，我没有拒绝。有几个理由。首先，我可以组建我自己的研究所并且培养年轻学者以继续我所开创的工作。第二，当时的慕尼黑薪水比路易斯安那的要高。第三，像史学家和哲学家戴姆普夫(Alois Dempf)这样的老朋友一直在一旁做工作，让我去慕尼黑，而我确实不反对进入这一非常意气相投的知识和精神环境。除此之外，让美国民主的精神在德国扎根，或许是件好事。
在这最后一方面，起先有点困难，因为德国的学生还不习惯像美国学生那样自由说话。即使那些已经成为助教的人，你也不得不非常用力地推动他们进入个人独立的态度，毕竟，这种独立态度与老式德国教授手下非常驯服性的助教职位的做派大相径庭。在我看来，研究所有一点是不讨人喜欢的，那就是我通过反复灌输而使得一群年轻人在行为类型上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由此与在慕尼黑的其他研究所中受喜爱的行为类型构成很大反差。不过，总体来说，我相信，把一种国际意识的元素和民主态度的元素注入到德国政治科学中去的想法，除了我能亲自教育的年轻人圈子之外，还没有取得成功。正如我后来在论述德国大学的讲座中分析的形势，国家社会主义的损害一直是巨大的。一般所称的上层大学人，简直被消灭了，部分是通过实际的谋杀，因此，我1929年在海德堡遇见的教授类型单单消失了，却没有留下由他们培养的年轻一代。然而，中低层的大学人则保存了力量；他们现在决定德国大学的一般氛围，而那个氛围是相当平庸和有限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余波经由从下层来的暴民的侵入而在当代德国大学的毁灭中依然被感觉到，对此，大学的人事部门不能提供有效的抵抗，因为在大学，大学者的权威随着这些大学者的消失而失去了。因此，一般前景我认为还是模糊不清。
当我说前景还模糊不清，我是指事实上，大学的积极运转，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因着著名的民主化，尤其是通过参与式民主——事实上意味着没有人被允许和平地做他的研究，已经被广为摧毁。比如，举个柏林的例子，极左学生简直不允许任何一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开口讲话；我听说在马堡某些地方也有类似情况。慕尼黑还算不幸中的万幸，部分是因为我的研究所有一个非意识形态的科学的堡垒。我很愿意强调这一点，因为人们时常低估一个教授可以有的效应，不是通过利用权势，而是通过在他的课堂和讨论班每年教出二三个班的学生，他们也就变成反对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力量。当然，这也将慢慢消失，如果没有保持积极的态度，或者，因迅速增加人员编制也会变得无效，因为那样的话，研究机构会被那些无法在辩论中恰当抵制极端学生的庸人所主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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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25 13:33
发表于 2008-2-25 14:11
